世界奇异，更多是因为世界的色彩奇异。
诸多色彩的存在，让人感受到，世界存在各种可能，人也存在各种可能。
甚至，这种可能，可以达到无限。
所以，人的一生，总是充满炫目，充满惊喜。
所以，每每在各种意外的色彩面前，总有一种冲动，想大喊一声。
——看到山西珐华，感觉即如是。
而且，珐华之色，不仅仅被呼喊，它还被默诵。
因为这种器物，在诞生之初，就被灌注进了宗教的神性，它更多地被陈列、被供奉、被祭拜……
1211年，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发动了对大金国的战争。
其时，位于蒙古高原南端的山西，是金朝的属地。1211年8月，蒙古铁骑俯冲南下，破白登城，攻西京大同，金将弃城逃走。11月，蒙军夺武州、朔州，进而下代州、忻州，刀兵所过之处，“无不残破”。
贞佑二年（1214），后来成为大汗的窝阔台率蒙古军攻入河东山西，“汾、石、岚、管，无不屠灭，唯岢岚无所得而还。”
1217年8月，成吉思汗亲率主力西征时，封木华黎为太师、国王，“太行之北，朕自经略，太行以南，卿其勉之。”
从木华黎，到成吉思汗之后的大汗窝阔台，再到后来于1271年建立元朝的忽必烈，蒙古人在山西的隳突冲杀，持续了数十年，山西全境州县，无不涂炭。
蒙古军所到之处，“凡敌人拒命，矢石一发，则杀无赦。”在这种铁血残暴毫不留情的战时政策下，“凡城邑以兵得者”，不是遭到野蛮屠戮坑杀，便是“十门九绝，孑身不免，万无一存”。
据晋城泽州《大阳资圣寺记》所载，金代时，泽州有户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。是年二月， “郡城失守，虐焰燎空，雉堞毁圮，室庐扫地，市井成墟，千里萧条，阗其无人。”兵火以后，晋城“居民荡析，乡井荆棘。”
除了大批屠戮坑杀，蒙古军还在山西地区俘获掠夺大量人口作为奴隶私属。辛巳（1221），蒙古军下河东，“泽、潞居民半为俘虏”，因此，河东山西的社会人口出现所谓“丧乱以来，僵仆于原野，流离于道路，计其所存，百不能一”的耗损锐减状况。
大批民众逃出山西地区，有些一去不返，城邑四野，为之一空。乙未（1235），蒙古汗廷遣使到山西诸路整饬统计，金代时有户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的泽州，共得九百七十三户，晋城二百五十五，高平二百九十，陵川六十五，阳城一百四十八，端氏一百一十七，沁水三十。壬寅（1242）续括漏籍，通共实有一千八百一十三户，仅占金代人户的3%。
当战争的目的是一方为了消灭统治的另一方时，百姓如草芥；当策动战争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统治地位，需要百姓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时，无民可牧就成为不能忍受的状况。
忽必烈即位以后，为确保赋税征收，实行恢复发展农业、手工业的施政措施，将“户口增”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。
这时，在官方话语体系中，一个叫“检括”的词出现了。
它的意思，就是：整顿户口，确定民籍，不论官民，交出人来，否则死！
这种针对户籍中的漏籍人口，采取的“检括查禁”措施，堪称严酷——不论官民一概如此，同时鼓励告发检举，甚至对漏查无籍的为奴人户，也要进行“检括”。
历史典籍记录下突然“民为贵” 的一幕：
乙未（1235），蒙古汗廷敕命断事官耶律买奴“括诸道户口”，“以籍为定，互占它县以死论。”当时，有潞民常氏避役，藏匿河内王帅家中，事发之后，有司将王帅处死。
至元元年（1264）二月，忽必烈对告发平阳、太原漏籍人户的贺福等六人，“诏赏以官，廷臣以非材对，给钞与之”；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五月，因为五台山多匿逃奴及拖欠赋税之民，忽必烈敕西京宣慰使司，按察司搜索之；
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五月，尚书省臣上言：“括大同、平阳、太原无籍民及人奴为良户，略见成效。”
在收民以牧的政策下，山西人口数量大幅增长，甚至影响到府、州、县建制的变化。
至元年间，忽必烈敕令诸县“编户不满千数者省并”，以纾民力：至元三年（1266），万泉并入猗氏。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，县人皇甫佑以户满千，诉于省部，至元十六年 （1279）万泉复立为县，隶河中府；武乡初止七百户，以例罢废，并入铜鞮。至元三十年(1293)，由于武乡户及千余，复立为县。
人口由减而增，致使有些府州县粮食都不够吃了，到至元初年，平阳已经“地狭人众”，因常乏食，以致需要输入“上党之粟”接济。
为什么这种美丽的低温釉陶叫“珐华”？
有一种说法，“珐华”原名为“粉花”，因晋南口音中“粉”和“法”读音相近，故被清到民国期间的古玩商传为“法花”；也有种说法，把珐华、法花、粉花，看作一种陶瓷的装饰技法，直接称为“法花三彩”或“三彩法华”，后来习惯称其为珐华；最后一种说法，是因“法花”相近于唐宋三彩，且主要多被用于宗教场所，取其华艳美丽和庄严，故名之。
个人看法，更接近第三个观点。
宗教的产生，首先来源于困惑和恐惧。
《夜雨中宿普化寺》
聚集——呵 皈依的旅程充满乐趣
老停电 快避开这些水洼和湿泥！
脚下隆隆响 拖拽着黑铁的锁链
另一种节奏 唱经声突然飘起
他们唱：般若波罗蜜 真实不虚……
我瑟瑟发抖：信仰 ，真的来自恐惧？
费尔巴哈认为，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和根源，这种感觉首先表现在恐惧的感觉上，它是由人对自然界事物和现象的真正本质无知所产生的，也就是说，恐惧感是宗教的基础之一。
当空前强悍的异族，挟带着空前的武力杀进中原，兵燹之后，幸存者的本能意识是什么?当战火熄灭，一切渐渐平复，留存在生者中的什么记忆不能被磨灭并遗忘？
在这种时刻，社会力所造成的危机，远甚于自然力造成的危机。相对于自然界的电闪雷鸣、地震、狂风暴雨，当战争和瘟疫的蔓延，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时，对社会力的恐惧必然产生屈从和崇拜。
它是一种完全的投顺与服从。
就是说，宗教的产生，一定是在人们陷入危机的时刻。可以说，它是人在危机中的一剂心灵的慰藉。
战争机器的巨大碾压，危机四伏的残酷现实、草根百姓的飘摇人生、需要麻醉的心灵需求，加上元朝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自由放任甚至优容礼遇的态度，当战乱平复，社会进入发展稳定期后，山西民间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再度复兴，再有朝廷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视和护持，珐华的成长便有了蓬勃发展的适宜温度。
从元代开始，山西琉璃业大盛，琉璃工艺从装饰皇家宫殿逐渐用于包括寺庙在内的多种建筑之上，并已经突破了用做建筑构件的限制，大量与宗教有关的法具器物出现。珐华器正是在这一阶段脱胎于琉璃制造工艺，与琉璃法器在庙堂上并驾驱驰。
“南道北佛”，有元一代，晋北地区的五台山与晋南地区的永乐宫，分别成为佛教与道教的活动中心。流传至今的珐华器，很多是佛道题材，正是旺盛的民间信仰在那个压抑时代的突然绽放。
“其蓝如深色宝石之蓝，其紫如深色紫晶之紫，其黄质如金箔，惟比金箔色略深透耳，孔雀绿一色尤为鲜艳，垂釉之处亦不发黑，其釉上之绿比他釉另外透亮，与绿水一般，其底里之绿与翠玉之菠菜绿同……”
——这是辑录于清代的《古瓷鉴定指南》对珐华器色彩的形象描摹。在这部著作中，对珐华器的产地条分缕析，娓娓道来：
“蒲州一带所出者，系元代末年之物，其胎纯系土定胎……潞安、泽州一带所出者，系明代初年之物，以透花瓶罐等件为最多，其胎有江沙、白沙两种，其胎质极糟，其性极糠，以刀刮之，其屑即落，其釉亦系玻璃釉，为各色较元末略灰耳。平阳、霍州一带所出者，系明代中年之物，瓶罐等件多不透花，其胎半缸半瓦,其釉略混，其黄釉之处亦略薄，其蓝色略发紫，其底与里之绿亦略黑，其釉虽系料釉，仍略透亮……江西九江所出者，系明末清初之物，其胎纯系白瓷胎，其釉系青金石，其白类新象牙，其余各色与前尚无甚分别，惟其样式比各省所出者玲珑耳。”
“法花之品萌芽于元，盛行于明”这是清代学者许之衡在他的论著《饮流斋说瓷》“说花绘“一节中，对珐华器发展状况的简单概括。
到明代，珐华发展到极盛，且已从庙堂之上，化为寓意“平安”的瓶罐等件，进入寻常百姓人家。
制作工艺上，珐华器更注重大匠之手在方寸咫尺之间的腾挪，在釉面装饰上采用贴花、堆花、镂雕等手法，以堆花立粉技法做出轮廓，而后填彩，施诸色釉料烧制。两者色彩的差异，来自于助溶剂的不同，琉璃的助溶剂是铅，而珐华的助熔剂是牙硝。
于是，奇异的色彩，蔓延开来，在大明朝的各个角落闪动。
珐华的色彩是非主流的，但正因此，产生的效果才动人心魄。
蓝、青、紫是主色，辅以绿、白、黄等，珐华在山西独树一帜并被景德镇仿制，就在于烧成后的鲜艳浓丽和美艳。
珐蓝、珐翠、珐黄、珐紫、珐白，这些陌生的色彩名称，如今已不多闻，而更形象的茄皮紫、孔雀蓝，则屡屡见于耳端。
这种色彩，是一种直接率真的表达。
蓝，我就蓝到极处；绿，我也绿到极处；紫，没有比我的紫更紫……
这种色彩，还是一种无法仿制的表达。
从产地看，珐华与琉璃的烧造地点属同一地区。明代的琉璃产地，从有纪年的作品中搜寻，有成化、万历年间的文水张姓，弘治，正德间的平遥侯姓，嘉靖年间的介休乔姓，万历以来的阳城东关乔姓、河津吕姓、太原苏姓……
如今，山西一些琉璃世家还在努力仿制珐华，但完全仿制出老珐华器的风貌，已经是不可能了。
珐华的消失，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。它的非常规色彩，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得更远。无论是在山西还是景德镇，珐华的色调虽然明艳，但这种深蓝深紫并非国人喜欢的传统色调，因此珐华器在色彩的短暂暴动之后，制作工艺也便逐渐失传。
从美艳不可方物到静悄悄地逝去，珐华是孤独的，孤独到冷艳，孤独到价值连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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